被日本偷走的“主权凭证”何时回家？U8国际- U8国际官方网站- 体育APP下载

　　u8,u8国际,u8国际官方网站,u8国际网站,u8国际网址,u8国际链接,u8体育,u8体育官网,u8体育网址,u8注册,u8体育网址,u8官方网站,u8体育APP,u8体育登录,u8体育入口

　　为什么这块刻石如此重要？唐鸿胪井刻石既像圆明园兽首那样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因为它上面刻有“敕持节”，表明是唐玄宗所派使节前来册封。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东北在唐朝时归属中央的“主权凭证”，王仁富先生将其形象地称为“产权证”。这个比喻通俗易懂，关键不在于它有多重，而在于其二十九字碑文字字千金地证验了史书的记载，记录了册封历程，证明了当时东北归属中央管辖。它比那些皇家珍宝，如金银、珠宝、奇珍等更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约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归属凭证。当时，王仁富先生提出“主权凭证”这一概念后，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渤海当时既到长安朝贡，有朝贡道的道路，又有与周边的往来。但它对唐朝中央政府和对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接受唐朝册封，并经常赴长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贺端午。渤海的王子、王弟有的常年在唐朝中央政府做官，有的在朝贡时常常被安排“留宿卫”，即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可见双方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的儿子大门艺就后来终身在唐朝做官。在后续的王朝更迭过程中，唐朝与地方这种密切的联系关系一直存在，渤海曾一百五十多次到长安朝觐皇帝，接受相应封赏。

　　碑文留下了具体时间：“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当时的纪事碑很少写得这么精确，有的碑刻上仅精确到月，例如，写作“五月吉日”“五月谷旦”，只标明是五月的某一天（吉日）。而鸿胪卿崔忻（䜣）在题刻上记录下那一天：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公元714年7月4日）。需要说明的是，册封令并非开元元年发出的。开元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先天，先天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所以开元元年只有一个月，之后便是开元二年。崔忻回来时已经改元，因此落款是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就是唐代那29字题刻的内容。

　　这块石头很神奇，从明朝正统年间以后，各时期的史书就对它有所记录了。为什么更早的时候没有？可能是因为此前人们未能发现这块石刻。后来有人看到这块石头之后就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是口耳相传，不一定都到现场考察，但知道了有这么一块石头，记载的字样也大致如此。明代、清代的《辽东志》《大明一统志》《四镇三关志》《大清一统志》都有所记录，都把鸿胪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记载下来。就这样在那里矗立了近1200年，直到后来被日本秘密偷走了。

　　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日本要混淆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归属，才将唐鸿胪井刻石这个“产权证”偷走。就在石刻被秘密窃据的前后，1908年1月，“满铁”东京支社设置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用“满鲜”这样一个新创造的词，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进行研究，可谓别有用心，开启了其“满鲜不可分”理论的“建构”；同时，内藤湖南也在受委托调查所谓的“间岛问题”。唐鸿胪井刻石唐代题刻是日本混淆中国东北主权归属的巨大障碍。

　　：根据现在考证，鸿胪井碑应该是在1908年4月30日之前已经被迁到日本东京了，但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从时间窗口来说，是1905年1月之后日本占领了旅顺口。根据日方而此后直到1906年仍有人在旅顺口港口内见到刻石和碑亭。因此，1906年-1908年4月30日的某个时间，日本实施了偷窃行为。之所以不知道具体时间，是因为它是偷偷被迁走的。在日军把守的军事重地，当时中国人只能在远处观看军港区域，但就算天天盯着，也不会盯着那个角落里的那块石头和碑亭。

　　虽然之前已有一部分人知晓刻石流失，但唐鸿胪井刻石的重要性，是在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之后，才为更多人所认知的。1935年，上海东北协会创办的《黑白半月刊》对唐鸿胪井刻石进行了重点介绍。这份刊物由流亡至上海的东北人士主办，其中引用了内藤湖南的拓片和金毓黻的题跋，反映出这批流亡沪上的东北人希望收复东北的强烈意愿。他们借这方刻石告诉世人：东北在唐代就属于中国。因此，唐鸿胪井刻石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爱国主义宣传与动员的重要工具，其家国情怀的色彩由此得到进一步彰显。

　　据我们搜集到的新闻报道分析，对唐鸿胪井碑的报道热潮应该是2002年以后开始的，因为从报刊刊登的时间来说，2001年、2002年以后密度比较大。我国相关团体最早和日方开始就刻石归还问题进行交涉，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是由韩树英先生的团队与日本的平山郁夫为首的日方友好人士进行商讨，据说曾探讨能否以“借展”的方式将刻石归还。平山郁夫先生甚至提出2008年实现刻石回归是“最理想的”。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此外，战利品的概念是针对战败国而言的。日俄战争这一不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发生在我国国土上，但当时战败的是俄国，战利品应指俄国人所拥有、占据并具有明确财产归属的物品，如军舰、枪炮等。但俄国人1898年租借该地时，对土地、土壤及建筑等不动产仅享有使用权，并不拥有所有权。从战利品的定义出发，战败国的财物才可能被认定为战利品，而重达9.5吨的鸿胪井刻石已矗立于旅顺近1200年；其与石质碑亭共同作为文化遗产和建筑，既不归属于战败国，也不符合战利品的法律界定。

　　在当前环境下，这部书提供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素材。前几天，我看到一些热心的自媒体发布者用人工智能生成了唐鸿胪井刻石图像，在缺少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有的发布者凭想象将鸿胪井刻石生成常见的圭形碑，而实际上真正的刻石是一块驼形巨石，其上的唐代题刻仅仅高33厘米、宽12厘米。我相信，有了这部书，无论是知识博主、自媒体，还是社会大众，只要翻开这本厚重的书，看上一两个月，然后再把书中的内容一篇一篇拿出来向社会推广，那么对于各界更加了解唐鸿胪井碑将会起到非常扎实的作用。

　　：在鸿胪井刻石的追索历程中，前辈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王仁富先生、童增先生等人，他们在各自领域持续了数十年的追索工作。以白城师范学院的王仁富教授为例，他为这一事业坚持了30年（1994年2月15日—2023年10月12日），他生命中最后的30年，其间向公众发放自己制作的宣传卡片，并开展公益讲座，对身边的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及许多志愿者也因此将这一事业作为自己重要的爱国实践。

　　就我个人而言，作为研究者，我对这块刻石爱不释手，谈起它如数家珍，但更多的人可能了解不够。我们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事实，从而进一步推动刻石的回归，并将刻石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例如，崔忻（䜣）在714年勒石记录达成使命的状态，就充分体现了“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教育、新闻媒体以及其他有意义的途径，让更多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这块刻石的重要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